15.0社会分化与分工

前引

韦伯坚持，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与以价值为导向的行动之间存在绝对逻辑上的分野，但他同样强调，这不应掩盖将历史分析和社会学分析应用在政治和社会批判上

涂尔干和马克思拒绝康德的伦理二元论
涂尔干毕生孜孜不倦地要阐明的是一种科学性基础，以对先进社会的“病态”特征做出诊断性分析。

马克思著作及其政治活动则以这样的论断为基础“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异化”和“失范”

分别提供了他们对现代社会做出的批判性解释的重点。

异化概念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而也是他关于资产阶级秩序终将被一种新型社会超越的论题的蜘蛛，它代表的不仅是马克思后来抛弃了的早期乌托邦思想，也不应该被简化到“商品拜物教”具有的那种相对不重要地位。

失范是对现代“危机”及其可能解决模式进行整体分析时不可或缺的部分。

异化、失范与“自然状态”

异化和失范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自然状态”中的人的内在不同看法。

自然状态

人们习惯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上：人“天生”善良，但被社会腐化了。
同时认为涂尔干的失范概念源于：人“天生”是个倔强执拗的生命体，其自负自大的品性必须由社会来严格约束。

前一种观点与卢梭的观点接近，第二种观点则接近霍布斯的观点。
但这样看问题很大程度上使相关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根据假定的自然状态揣摩异化和失范这两个概念，就忽视了马克思和涂尔干著作的最根本特性：人的历史本质。

两位思想家果断而清晰地将其观点与置于历史之外的抽象哲学加以区分。
涂尔干：卢梭和霍布斯都以“个人与社会之间连贯性的中断”这个假设为出发点。并且都认为，“人因此天生不顺从于共同生活，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使自己顺从它”。
涂尔干在这里强调的是，他赋予“约束”的意义与霍布斯的大不相同。

涂尔干：利己主义与社会

涂尔干把利己主义的需求建立在个人有机体的生物(前社会)结构中，但也清楚表明，利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与马克思一样)

现代社会个性得到高度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利己主义成了社会统一的更大威胁。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但其发展将会扩大利己主义倾向的范围。

随着人成为社会化的存在，处于失范状态的可能性也增大了。现代社会某些部分的失范状态反映了个人动机和情感幅度的巨大提升，这是长期以来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如果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消失，那道德生活也会随之消失，因为不存在客观性了。18C的哲学家们所谓的自然状态，即使不是不道德的(immoral)，至少也是非道德的(amoral)”

这个总的观点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与马克思具有很大不同

马克思：社会性是人的固有属性

18C的理性主义者给处于自然状态的人赋予了事实上来源于社会的能力。

人类社会的早期形态为相对无法控制的自然状况所主宰，当时人类的特质和能力的程度受到限制。
正是人的社会特性使人得以成为“人”……对人类而言，(感官和生物冲动)不单是满足生物上的欲望，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转化为可以满足多重需求的行为。

“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异化-失范 背后“不变的事物”

异化和失范两个概念背后“不变的事物”之间，其相似性要比表面比较起来大得多。

批判国民经济学将利己主义作为社会秩序理论的基础

人的特质、需求和动机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发展的产物。
二者都看出了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固有缺陷：把利己主义当做一种社会秩序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的时候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说出了其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

原子化个人并不存在

同样，涂尔干批判滕尼斯，因为后者的社会观念用功利主义理论的方式把社会看做独立的、个别“原子”的集合体，该集合体只有在由国家的“外在”影响协调下，才会构成统一体。
涂尔干认为，这是完全不恰当的：个人缔结契约的活动，表明了分工中的一个宽泛的社会联系网络，而这实际上就是国家的基础。

同样，马克思：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不能比做一个原子，因为原子“没有需求”，而且是“自给自足”的。
**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原子个体观是谬误的，因为市民社会的成员通过相互依存的关系与他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些未知的关系构成了国家的真正基础：国家是由“市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
==资产阶级社会中分工发展的综合性特征实际上是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的一极：资本主义的拓展摧毁了自主的地方共同体，而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相互依存的框架中——虽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只有在导致异化结果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马克思“自由”与涂尔干自我控制观念

接近，明显与功利主义观点不一致。
“自由的”和“理性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像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一样是密切相关的。

自由不是利己主义的实践，相反，如果一个行为仅仅涉及个人面临的多个行为的非理性选择，那它就是“任意的”，而不是“自由的”。
==自由意味着自主，因此不受超出理性控制的内在或外在力量的驱使==；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是人类的天赋优势(prerogative)，因为只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才能不仅有能力控制选择的形式，而且有能力控制选择的内容。

黑格尔：个人与理性的理想一致，上述是可能的
马克思：以社会重组为前提，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涂尔干：接受道德要求并不是接受外在的约束，而是对合理事物的认同。

当然，这不等于说，马克思和涂尔干可以各自视为具有“非历史性”意义的立场中，不存在重大差异。

马克思与涂尔干的差异

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基础

涂尔干：人的个性极大地受到他在其中生活并使社会化的社会之形态特征的影响。但在这方面，他不接受一种彻底的历史相对论：每个人，不论“原始人”还是“文明人”，都是双重人(homo duplex)，因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一种利己主义的欲望与具有“道德”内涵的冲动之间的对立。

马克思：没有采用这种心理学模式。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固有对立，不存在任何非社会性(asocial)的基础。对马克思来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
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以特别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个人与社会的利己主义对立是社会分工的发展结果。

从另一方面来说，涂尔干对人类性格中的双重性假设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上：源于婴儿与生俱来的生物性冲动的利己主义，绝不可能因为孩子后来在道德上的发展而完全转变或消除。

社会模式的应用

上述内容可以与二者分别应用的社会模式中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

涂尔干：强调“社会性因素”的因果特性——社会学解释的自主性——导致了对社会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普遍忽视。
这一点表现在这样的论点上：物质世界中，与肉体生存有关的需求并不等同于那些基于社会认同的欲望。

马克思：将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其分析的焦点。并因此强调在个人有机体与个人对物质环境的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感官需求”具有的社会化特征。
但这一点决不能夸大。

马克思和涂尔干都强调对人类需求的限制中的历史维度。
对徒儿敢来说，只有在人类情感大为拓展的社会情境中，利己主义才会威胁到社会的统一：“所有的迹象都迫使我们在我们身上的两种特质间的斗争中付出努力，以便随着文明的成长而提升。”

社会分工的未来

马克思的分析

技术性异化与市场性异化

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存在两种直接相关但又部分相异的根源：

• 工人在生产活动和劳动过程中的异化
• 工人与其生产产品的异化

二者源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工。
市场性异化体现了，生产关系的组织构成了阶级体系，后者建立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剥削性统治的基础上；前者则把职业上的专门化看成是把工作分解为常规化的和要求不高的任务的根源。

异化对社会分工扩大不可或缺

历史上阶级社会的出现依赖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后者使生产过剩成为可能。
无阶级社会的形成会导致人们知道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分工的废除。
“分工无非是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

革命-社会重组：消除市场性异化

以革命手段实现社会重组可以消除市场性异化，从而改善因专门化导致的支离破碎的结果，因为专门化把个人固定在有限的任务范围内，导致个人没有机会在劳动中施展其才智和能力。

涂尔干的分析

分工基于专门化综合结果而非阶级制度的形成而刻画｜阶级冲突是分工中道德合作不充分的症状

涂尔干不把阶级冲突看作以革命手段实现社会重构的基础，而把它看作不同职业团体在分工中的道德合作方面不充分的症状。

强制性分工与失范性分工

缓和前者并不能解决后者引起的问题。

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关注的是强制性分工造成的异化后果，这种分工是通过调节市场——生产社会化实现的。
涂尔干阐述的观点与此相反，由于经济关系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原来作为社会形态道德支柱的传统制度趋于瓦解，这才是现代“危机”的主要原因。

错误地认为调节市场(消除市场性异化)是马克思兴趣唯一焦点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更加本质性地关注与涂尔干相同的问题：经济关系对现代社会的非道德性支配==。

而且，生产的社会化作为一种手段，会消除使人屈从于经济生产而将其“非人性化”的各种劳动条件(技术性异化)。

涂尔干肯定认识到现代劳动过程中的异化过程，也赞同这是“对人性的糟蹋”。

道德整合｜生产过程非人性化的解决方案

但==涂尔干提出的减少或消除对工人的非人性化建议，建立在对分工中的专门化进行道德整合基础上，马克思则希望并期待这种分工本身会被根本改变。这实际上是马克思运用“异化”概念与涂尔干运用“失范”概念之间最重要差异的关键==。

对涂尔干来说，劳动过程的非人性化过程并非源于社会分工本身带来的支离破碎的结果，而是源于工人的道德失范。
即作为个体的工人没有清晰的统一目标的概念，即将其生产活动与社会的整个生产活动紧密连在一起的统一目标的概念。因此，唤醒个人的这种道德意识，使它认识到自己在分工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的社会重要性，这种情况是可以纠正的，这样他就不再是异化了的自动机器，而是有机整体中的一个有用的部分。

(心甘情愿地遭受剥削？不追求经济赋权，那么平等从何而来)

这与涂尔干对分工的发展及其对人类自由的关系的总体解释是完全一致的。个人只有在道德上认同他在分工中的特殊作用，他才能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享有高度的自主性，才能够既免受无差别社会中那种严厉的道德一致性的专制，又免受不可实现的欲望的压抑。

马克思：消灭分工

马克思思想的前提不是个体在分化的劳动分工中的道德整合，而是把有效消灭分工作为人类社会交往的一条组织原则。

尽管马克思没有具体阐述过如何恰当地组建这种未来社会，但无论如何，对高度分化的社会分工的想象建立在个人义务和整体团结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这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期望大异其趣。

涂尔干：过去道德原则不可回归

按照涂尔干的立场，在马克思消除技术性异化的希望后面，隐含的是回归不再适宜于现代社会形式的道德原则。

社会分工论

“我们的责任是设法成为一个完全彻底的人、一个自给自足的人呢，还是仅为整体的一个部分、有机体的一个器官？”

在涂尔干自己看来，该著作的分析说明了有机团结才是现代社会的“常态”类型，因此，“通才”时代已经宣告结束了。这已经与当代秩序的多样性不相适宜了。
相反，马克思还坚持这一理想，认为：正在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趋势本身就能够有效地恢复人的“全面”素质，这是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的

“只有交往和生产力都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至于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被消灭…….私有制只有在个人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消灭…….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式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这种个人间的联系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

这种观点不是要认同人的形而上的“完美性”，把这种观点归咎于马克思，混淆了异化与对象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对功利主义学派的指责。
如果说消除异化指的是彻底消除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存在的任何障碍，那就确实假定了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人的自主性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人的潜能最终都会发挥。

==超越异化不意味着对象性的中止，社会将继续外在于个人==。但不会像在异化的条件下一样，呈现出与有意识的实践相对立或相分离的世界，而是与其相统一的世界。

过去，通才理想是以人与自然的异化为代价实现的——原始社会——要么就局限于少数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被推翻而社会分工随之被消灭，人们就可以从职业类型化——使从事专门化工作成为个人的主要社会特质——的局限中解放出来。
每个人身上都有了人性的普遍特质，人与其“类存在物”之间的异化也就被消除了。

官僚制问题

马克思：工人被剥夺生产工具，是资产阶级社会兴起的最根本条件，就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指认了暗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阶级关系的形成。
由于这种劳动分工与阶级结构之间关系的内在性质，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消灭了资本主义就可以超越异化。

韦伯和涂尔干都不否认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但二者都坚称，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会根本改变现有的社会形态。
然而涂尔干对这点的看法，与韦伯有本质不同，可以说，韦伯关于分工在西方社会发展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和涂尔干所持有观点之外的第三种观点。

人们通常认为，“世俗理性化的总体趋势”与其他写着提出的发展框架互为补充。但不应忘记，从韦伯观点看，对理性化发展的分析并不等于对历史做“唯一的”或“正确的”表述，而仅仅是来自某种文化“视角”的知识。(韦伯的认识论)

韦伯：官僚制

要探寻不但影响理性化的发展而且也受其影响的社会关系的交叉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不只是涉及理性化的“程度”，而且涉及其结果在促进社会关系与制度形成之间的特殊联结模式。

资本主义中理性化发展的程度和方向是其他地方未曾有过的。

科学：祛魅，而且能够把理性的技术逐步应用到生产上。

“科学的进步工作与进步过程联系在了一起……每一件科学工作的“完成”都会导致新的‘问题’，它要求被‘超越’和被淘汰”

==科学的制度化使现代生活与革新和变化的固有动力交融在一起，但其本身不可能提供“意义”==。
科学的创新应用到技术上，在现代经济中，就是与引进理性计算的方法结合。促进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
==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过来导致了社会组织领域内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官僚制的蔓延==。

韦伯：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主结构轴

韦伯不否认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以资本和劳动力为基础的阶级制度，也意识到剥夺农民利益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但韦伯不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分化的社会分工的主要结构轴。

韦伯强调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特征的活动理性化的重要意义，也强调它部分独立于阶级关系。因此，韦伯将资本主义阶级制度与社会分工的分化加以区分。

换句话说，==韦伯将官僚制中的任务专门化看作资本主义最基本特征==。
韦伯对官僚化进程进行分析，并在经验层次上加以证实
拥有官僚制的理性国家的发展并不完全源于经济上的理性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的确创造了促使它兴起的条件。

生产工具=>管理工具

韦伯明确否认，剥夺工人的生产工具仅限于直接的工业领域。

任何具有权威等级的组织形式都可能经历一个“剥夺”的过程：韦伯将马克思“生产工具”的概念替换成了“管理工具”。有些过于简单地说，韦伯突出的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而马克思突出的则是生产关系。

现代国家，“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专门官僚”与其管理工具的所有权完全分离了。
总的来说，社会分工的发展进程是与管理工具的不断集中同步的，而且也与对官员的“剥夺”相伴随。

官僚制的蔓延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管理不断集中和工作任务的理性配置的双重影响，剥夺过程由管理工具渗透到了其他领域，不仅包括军事领域，还进入到其他专业分工更加明确的大学和医院等机构中。
由于在协调管理工作中比其他类型的组织更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这就导致的官僚制专门化的蔓延，这反过来又部分依赖于根据所持有专门学历来进行的官僚任职。

官僚化的拓展必然导致对专家教育的需求，并日益割裂人道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过去使“通才”成为可能。
官僚化趋势不可逆转，职能专业化的成长也就成了现代社会秩序发展的必然伴生物。

官僚制的内在张力｜现代性的铁笼

官僚制的蔓延是现代社会不可抗拒的潮流。
但官僚制的进程日益彰显出一种张力：一方面要求管理技术的效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价值受到压制。
官僚制的劳动分工形成了一个劳动，现代职业人被迫在里面生存。

为了迎合劳动的专门化以促进现代生产效率的提高，浮士德式的“通才”不得不被放弃——代之以“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

问题不在于官僚化的进程如何被逆转，因为在一个各部门都需要精确计算的社会中，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对付这种机械化，才能在支离破碎的灵魂里，以及在这种完全处于支配地位的官僚式生活的理想中，保留住一点点人性？”

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转化官僚化的社会生活

情况恰好相反，社会主义化经济中，许多原本由市场力量实现的运作，都将由国家完成，这就要受制于官僚制的管理。

因此，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比已经官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受制于官僚制的约束：消灭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并不能扭转这一过程，反而会进一步加速这一过程。

马克思的官僚制问题

马克思的官僚政治观点与此大相径庭。差一首先体现在马克思建立的阶级结构与官僚专门化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关于官僚制思想的实质在早期评论黑格尔关于同一问题的著述中有所阐释。

黑格尔对官僚制的论述

黑格尔：官僚制表现为“普遍阶级”，该阶级负责实现社会的总体利益，因而也就影响到了存在于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政府事务上的分工”，即行政部门的官僚制，构成了市民社会中人们特殊的、个体的利益与国家的普遍性特征之间的组织中介。
官僚制层级特点的必要性被解释为：要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的“具体”利益与国家政策的“抽象”性质之间建立起合作的层面。

通过考试任命官员，分派到领取薪水岗位，辅之以非个人的道德“义务”观念，这就确保了“普遍阶级”的成员不会“任性地追求主观目的…..于是也就从这方面建立了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国家的概念和内部巩固性”。

马克思对官僚制论述

马克思：黑格尔关于官僚制的论述，一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展现了黑格尔式国家概念中的一般性错误。

官僚制代表特定阶级利益

官僚制代表的不是普遍利益，而是一种特殊利益。官僚制建立在一中虚幻的普遍性基础上，这种普遍性掩盖了一种特定的阶级利益。
这样一来，国家官僚便是管理机关，通过这一机关，统治阶级的局部权力得以制度化。因此，体现在官僚组织中的权威层级就不能成为黑格尔界定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终结，而是有助于集中政治权力，从而使其从市民社会的公民手中“分离”出去：官僚制是“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
此外，由于官僚制具有高度整合特点，它是一种特别不负责的政治管理形式：“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去的圈子……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秩序，在外部是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

官僚制的过渡性

法国官僚机器源于君主专政时期，1789大革命将其向前推荐。
马克思和韦伯关于官僚制的历史内涵在某些重要观点上是一致的。

马克思同意，欧洲官僚国家是作为服务君主政体以削弱封建地方分权的工具而兴起的。

但马克思认为：这并非社会生活各领域内朝着分工的官僚专门化发展的不可逆大趋势中的一部分。韦伯却是这样认为的。

在马克思看来，官僚制集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并且像资本主义本身一样，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有可能“简化国家管理”

并且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
这种变化等于将资产阶级国家一起废除

总结

韦伯把官僚制的发展与管理上的理性权威要求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基础上，概括了官僚化的影响。因此，对韦伯来说，对官僚制国家的发展所做的分析为解释官僚化在所有领域中的进展提供了一个范式。

对马克思来说，国家行政管理中“系统和等级的分工”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当资产阶级国家自身被超越时，这种集中的政治权力也将被废除。

马克思没有联系官僚制国家的问题来讨论工业领域的官僚化问题，但他仍然用类似的方式论述它。

现代工厂的权威体系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要求相联系，但是，业已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工厂表明，可以创造出一种大不相同的权威结构类型，这将打破官僚等级制度。在这些合作工厂里，不再只有一种单向的权威分配。

结论

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社会学观点都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的不同认识之上。

马克思：社会分工的扩大+两极化阶级结构的出现

在封建社会，支配当然是建立在对生产工具控制的查体成都上。但是，身份差异体现出的封建阶级结构，并没有完全使个人脱离与共同体的关系，“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资本主义的出现将市民社会关系转换成纯市场关系：个体只是抽象意义上“社会共同体”成员，在该共同体中，个体在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中享有作为公民的权利。因此，现代社会秩序将“人的主体本质”与人类的控制相“分离”，从而把人自身的能力转化为“外化”的形式。

工人在物质上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工人与其“类存在”相异化，与其才能和技艺运用相异化。
资本主义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只是以异化的最大化为代价来实现的。

资产阶级社会用科学对世界进行理性解释，大大削弱了宗教的世界观。后者认为现实世界最终由神灵来统治和控制。但这种形式的异化被另一种形式取代了，这种形式中，人被市场的经济力量所控制。==“神灵准则”被“市场准则”所取代==：人们的目标和意图因此似乎建立在经济力量的外部表现基础上。具体说来，这明显表现在服从社会分工的专职人的无助上。

《资本论》阐明，资本主义是一个商品生产体系，追求交换价值最大化。
追求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基本点，这一点适用于人类劳动本身：劳动只有作为劳动力、作为抽象的能量消耗时才有价值。==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基本“矛盾”直接来源于它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基础上的体制特征==。
维持或扩大利润率的需要与利润不断下降的规律相对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资本主义追求交换价值最大化，而非按需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而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既需要劳动力不能以高于其交换价值的价格出售(使劳动阶级大多数处于持续的经济困境)，也需要生产出大量生活贫困的“剩余劳动大军”。

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导致的经济转变，既从内部改变了该体制，同时，也为它被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辩证地取代做好了准备。

而对涂尔干和韦伯来说阶级结构与社会分工的不断分化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二者都接受现代社会形式是一个阶级社会的观点，但他们都否认这些阶级的划分表明了阶级社会的内在本质。

涂尔干：失范

“强制性”社会分工是一种“病态的形式”，但本身并不是社会分化本身的寄过。

阶级斗争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阶级制度……不对应于或不再对应于天然才智的分配”。
换句话说，它利用经济力量实施不平等契约，引发阶级冲突。

现代社会形式中的特定阶级特征不是形成它与传统社会类型之间差异的因素，普遍的有机团结才是。

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不应该到作为一个由有产者和无产者构成的阶级体系的“资本主义”特征中去寻找，而应该到职业分工合作的“有机”专业化中寻找。

涂尔干认为，马克思将社会分工中的阶级结构与个人异化相联系，是因为把“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混淆了。
个人主义——道德上认可的劳动分工中的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伴生物。现代社会秩序特有的病态因素正是社会分工中缺乏道德效力的表现。

理性化世界中，道德控制的旧有象征和形式已经过时。因此，国家和职业团体必须成为道德上支持“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想要凭借社会运动根本性地改变社会分工，并使作为一个独立政治领域的国家也随之消失是不可能的。

国家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是减少失范的必要条件。对涂尔干来说，国家当然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政治”机构，但是，只有它保持为市民社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统一体时，才能履行其道德职能。

韦伯：官僚制

韦伯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但是对现代社会形式的基本特征界定不同于马克思。

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是现代西方文化最本质的属性。马克思形容为资本主义支点的阶级关系事实上只是更为普遍的理性化的一个因素。

理性化使“剥夺工人生产工具”的进程延伸到当代社会的大多数机构中。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给工人阶级带来经济效益，但只有在官僚制进一步发展情况下才能实现。

官僚制带来人性的“分割”是这种人类行为理性化的必然产物。世界的“祛魅”既是理性资本主义出现的前提，又因其出现而得以完成，浙江先前仅是人类活动“手段”的东西(专门职业中对利益的理性追求)转变为人类活动的“目的”。

在一个基于例行化分工而组织起来的社会世界中，体现个人自主性和自发性的途径被限制在社会机构的有限空间里。
但今世界，任何别的事情都在逃离理性的非理性控制。一个“无法忍受时代命运”的个人可以在已有的宗教或新的神秘主义形式中寻求庇护，但这只是对现代社会秩序要求的一种逃避。

韦伯自己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与这种分析紧密结合：一个面对“时代命运”的人应当具有“正视现实生活时训练有素的冷静，以及面对该现实以及内在地适应该现实的能力”。

因此，==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并不形成解决这种“矛盾”的历史必然性。相反，理性化的推进虽然创造了极其充裕的物质财富，但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文明特有的价值观(自由、创造性、主动性)与禁锢现代人的“铁笼”这一现实之间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