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马克思的影响

19C末期的法国和德国，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超出了纯粹知识的性质，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成为强大政治运动的根本推动力。

因此，马克思主义，或“革命社会主义”便成了涂尔干和韦伯思想视野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对后者而言尤其如此。

马克思著作的构思，是为了建立一个实现特定实践(praxis)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对社会进行学术研究。
韦伯和涂尔干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并不是完全可以比较的，他们著书立说，旨在预防他们认为的现代人面前最紧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并试图提出与马克思不同的观点。

在韦伯和涂尔干的那一代，英国没有任何思想家在重要性上可以和他们媲美，毫无疑问，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

德国的社会与政治：马克思的立场

统一的困难

政治因素

18-19C之交，德国分裂程度极高，阻碍着日耳曼统一。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重要的日耳曼邦国相互争雄。
此外，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希望也因普鲁士和奥地利内部的民族因素难以实现。

1815年前，奥地利人口中非日耳曼人多于日耳曼人，对普鲁士来说，信奉民族主义原则的势力可能迫使这些领地归还给波兰人统治。而奥地利政府则断然反对任何旨在组建统一德国的运动。

社会和经济结构

与英国相比，德国仍处在中世纪，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各公国政治自由的低下程度来看都是如此。

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贵族的鄙视，另一方面又为那些与领主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所害怕或憎恨(或一无所知)

大革命

革命的展望

德无法孤立于1789大革命的影响之外。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就是怀着对爆发一场德国革命的期待撰写的。
马克思意识到了德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落后状况，其发展如此滞后，以至于进步的唯一可能性是通过一场激进的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完成。

当时德国就还不存在无产阶级。

1847年，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德国即将爆发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且“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德国社会结构的特定环境，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可能紧接着会有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三月革命的失败

1848年未能造成任何根本的变革，不仅扑灭了社会主义各个小集团的希望，也扑灭了自由主义者的希望。

保持容克地主的经济权力，保持他们在军队的军官团体和行政官僚体制中的控制权，这一切使大多数德国自由主义者接受了一系列妥协的措施，这些措施只是促成了一种类似于议会制的民主制，同时在不同阶级之间助长了长久分歧。

1848：马克思与韦伯

1848事件表现了马克思与韦伯的直接历史联系。

马克思流亡英国，并在思想上认清了具体阐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动规律”的重要性。

德国1848失败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的不合时宜性，相反使俾斯麦的强权统治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是韦伯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

社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

#拉萨尔主义
社民运动一开始就存在内置的对马克思学说矛盾态度，形成了党内分裂的永久性根源。

马克思：德国工人阶级应该与资产阶级相联合，形成资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创造条件
拉萨尔：工人运动不与自由主义者合作。梅林：“拉萨尔把他的政策建立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即进步资产阶级的庸俗运动绝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即使我们等待几个世纪或几个地质年代也绝不会有’”

拉萨尔于韦伯出生的那一年去世。这时，德国即将到来的未来已经准备就绪。工人运动与自由主义者相脱离，加上其他因素一道为俾斯麦统一德国做好了准备。

统一后的德国

1875，马克思在德国的宣传者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同意与工人运动的拉萨尔派联盟时，德国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已经是一个与马克思在19C40Y所阐明的很不相同的国家。
==政治上的联合获得了成功，不过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主要是推行一种实力政治和民族主义政策的结果==，从根本上这一政策基于大胆利用了“来自最高层”的政治权力，并出现在这样一种社会体制中：虽然有了“福利国家”的一些外观，但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传统的结构。

德国政治最初统一的困难阶段和经济开始“起飞”进入工业化，这些都与英国典型发展过程大不相同。

如果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在经济水平与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特征之间存在单一关系，那就错了。==马克思著作的基本主张是，根据分析，经济权力普遍是政治支配的基础==。
尽管他意识到德国社会结构特殊性，但也未放弃基本立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欠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认识的困难：经济与政治

社民党与修正主义

19C末的德国，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未能建立起可以充分理解他们特殊见解的历史模式。两者都依赖于前一个时代创立起来的理论，而且主要是根据18C末19C初英国的经验。

社民党内部，这种形势使得本就紧张的党派关系公开化——马克思强调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拉萨尔则主张全面普选权消解资本主义国家。
#伯恩斯坦
《社会主义的前提》部分内容以英国模式为基础，但是是对以下认识做的最具体的理论阐述：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能根据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资本论》中的主要论点加以理解——一个由两大阶级组成的社会逐渐形成，绝大多数人“贫困化”，以及资本主义将会在最后的灾难性危机中从内部瓦解。
(马克思：危机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再平衡手段，马克思没有说会有一场最后的灾难性危机必然发生)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遭到社民党正统派排斥，但却是以强化机械唯物主义的趋势为代价的，也就是回到了马克思在早期阶段批判和抛弃的“消极”唯物主义。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辩证法

#辩证法
恩格斯的观点含义不同于马克思系统阐述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主客体辩证法。恩格斯把辩证法转移到了自然，忽略了马克思观念中最基本的要素，即“历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这样有助于激发这样一种观点：观念不外是物质实在的被动“反映”而已。

(恩格斯有赞同实证主义倾向。也曾试图摆脱其观点导致的理论绝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早些时候被迫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修正主义
马克思的最初著作建基于主客体之间创造性的辩证相互作用的原则，该原则被部分地消除了，伦理学层次上可能的两种结果都发生在了德社党中。一种是朝向哲学唯物主义，将观念看做附带的现象，使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内在的伦理观念。
另一种是修正主义者走过的道路，旨在恢复重构与传统哲学类似的，非历史的理论伦理的可能性。以消除在制约社会变革过程中给予观念一个独立角色所带来的尴尬，但又提出了一种使理想的存在与其实现的可能性之间出现错位的唯意志论观点，这就是伯恩施坦所持的态度。

韦伯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
对有别于“经济”力量的“政治力量”，如俾斯麦促进德国统一和发展德国经济的手段(官僚制)，的重要意义做出评价，是韦伯政治学方法的关键特征，更笼统地说，是他的社会学方法。

内在矛盾

韦伯认同民族。

韦伯思想中，确认要运用政治权力的现实决心与他对欧洲古典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坚定信念之间相互冲突，是韦伯许多著作中具有鲜明情感力量的主要因素。

他觉得自己被迫得承认的现代社会的典型发展路线，与他所认为的代表西方文化独特精神的价值之间存在一种日益扩大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德国自由主义特殊困境的表现，尽管其表现形式非常微妙，而且带有一定推理性质。

1895演说

#1895韦伯演说
1895韦伯在弗莱堡大学发表就职演说，概述了面对浪漫的保守主义时，他对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抱希望，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解释。

主张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利益；“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努力的目标不是要使社会幸福，而是把一个被经济进步包围的国家社会性地统一起来……”；韦伯否认自己与保守唯心主义的“神秘”国家概念有关；谴责容克地主是经济上没落的阶级，无力领导国家；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也“极其不成熟”，不能提供必不可少的政治方向资源。

因此，对领导者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但这个阶级因其臣服于俾斯麦统治的历史而未能发展壮大，结果自己没有做好终究要由它来担当的使命。
资产阶级不应当对不成熟的“红色幽灵”感到胆怯。

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经济地位的改善在资本主义中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实际上有利于资产阶级。

自由资产阶级如何壮大

形成一种政府体制，把真正的政治权力赋予议会，而且从中培养名副其实的政治领袖。

俾斯麦统治使德国议会丧失了培育政治领导层——控制政府官僚机器——必须的自主性，使德国遭到“不受控制的官僚制统治”威胁。

德国将征服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相反；该党将与既有秩序调和，而不是以革命取代它。
韦伯坚持认为，社民党本身已经高度官僚化了。德国面临的主要政治困境是，要避开官僚专制统治的拖累。而社会主义的建立，将意味着官僚压制的全面蔓延。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性质的党，韦伯这一看法终生未改变。但是和德国政治结构性质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世界大战的结果，他根据这一政党的政策而对自己政治观点的评估的确发生了某些改变。
韦伯生命接近尾声时，他已经见证了他先前预言的情况——社会民主党越来越与盛行的议会体制相融合。
但他对德社党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看法是，其宣称的目标——革命推翻政府，实现没有阶级的社会——与其在德国政治中注定要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相符的。

批评“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韦伯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时，针对的往往是出版于19C90Y，奉马克思为鼻祖的大量学术著作。这些著作有时被韦伯视为对马克思思想的庸俗化，或者是对韦伯认定的马克思思想主要原则的显著背离。

反决定论

因此，韦伯对马克思原著有效性和实用性的看法，有一部分必须要与他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加以区分。
**韦伯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析做出了基本功先。但马克思关于发展的概念决不能只看作一种洞见的来源，或最多是一种理想类型只能用来说明特定的历史情境。
在他看来，==马克思加诸历史过程的整个理性“方向”，在马克思采用的框架内，与他所具体体现的而且从中发展出的黑格尔哲学一样，是不合理的。韦伯有保留地承认，把发展“阶段”作为理论概念来用，是一种有助于历史研究的“实用手段”，但他完全反对建立在一般发展理论基础上的“决定论架构”==**。

经济因素的重要性

经济关系构成历史发展的源泉只具有偶然的有效性。“经济”因素的特殊重要性是多变不定的，必须通过对特定情境的实证研究才能得到评估。

过去的观念认为，所有文化现象都能作为“物质利益”组合的一种功能或产能推断出来。我们虽然摆脱了这种观念，但还是相信，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特别联系其经济先决条件和衍生的结果进行分析，是一个富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如果谨慎地加以运用，而不拘泥于教条限制，将保持长久有效性。

马克思著作复杂性程度上存在差异｜韦伯与马克思的其他分歧

“经济”界限的模糊

马克思未能精确解释，“经济”是如何与社会其他领域划定界限的。

韦伯对经济因素、与经济有关联的、受经济制约的诸种现象做了区分，以阐明上述缺陷。人类行为模式多种多样。

宗教实践本身不具有“经济”性质，却与经济行为有关，影响了人们获得效用或利用效用的方式。

“首先，‘经济’的界限是模糊的，而且不容易界定。其次，某一现象的‘经济’方面绝不仅仅是‘受经济制约的’或仅仅是‘与经济有关联的’”

“经济”与“技术”未能明确区分

韦伯表明，每当马克思或多或少陷入技术决定论时，其著作就会间或显示出缺陷。

马克思：“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韦伯：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命题，而非经济上的，而且可以清楚表明，这是个错误的论断。因为一直延续到现代的手推磨坊时代，在不同的地区，显示出多种多样的文化‘上层建筑’”

一种特定的技术形式可以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类型相结合——这是一个隐含在马克思自身观点中的事实，因为社会主义虽然涉及与资本主义基本一样的技术基础，但对马克思来说，它将是一种很不相同的社会形式。

阶级斗争的作用｜利益不一定建立在共同阶级状况基础上

承认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但否认阶级斗争具有马克思认为的那种重要作用。
从某些方面上看，韦伯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的观念并没有那么不同于马克思——有产与无产构成了阶级划分的最重要来源。

但韦伯着力强调的是身份垄断的历史意义。
然而对韦伯来说，身份集团的冲突在历史上并不比政治社团或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更加重要。因此，在韦伯看来，不同领域的“利益”概念不能只局限在经济利益上，而必须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

如政党具有来自他们作为权力渴求者或支配者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并不一定建立在共同阶级状况的基础上==。

认识论基础差异

韦伯与马克思在观点上最重要的差异在于认识论。
#新康德主义
韦伯采取新康德主义立场，建立在事实性命题与规范性命题在逻辑上完全分开的前提假设上。在韦伯的著作中，相互竞争的价值之间的不可化约性是这种观点的必然结果。

因此，==不论马克思的著作有什么不容置疑的价值，它认同的都是“终极目的”的“科学”伦理，因此必然要接受一种“完整”的历史观念==。
#诸神之争
超凡魅力的概念在韦伯著作中所起的作用，显示了韦伯坚信历史发展不可能根据一个表达出规范性有效事物的理性架构来加以解释。
对韦伯来说，科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效忠于交战中的哪个神？”(韦伯论及社会主义政党：“我不参加这些教会”)

19世纪的法国：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概述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韦伯知识世界中的组成部分，但这种情况在涂尔干身上是找不到的。

马克思是德国人，大部分著作用德语撰写，并且19C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德社党那样庞大或在政治上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涂尔干的学术观点几乎顽固式地保持为法国式的。
在某些重要方面，像影响韦伯的情况类似。在涂尔干生活和写作的环境中，两股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活动的潮流大有淹没由法国大革命所留下的自由原则的危险：一方是保守的民族主义；一方是激进的社会主义。

涂尔干从中汲取了一些东西，并体现到自己的这会理论中。然而在结论方面却与韦伯很不相同。

19C40Y，马克思对法国的态度，很自然地受到法国在政治进步程度上相对于德国而言要优越得多的意识支配。不论法国激起的反革命力量有多大，显然，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在政治上的成熟根植于与封建时代进行彻底决裂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强调法国与德国之间存在的实质性差异。

1848-1849巴黎起义后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楚看出，在此之前，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在控制政府方面取得的稳固程度很令人怀疑。
虽然无产阶级在1848巴黎起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结果却是大资产阶级的一次真正胜利，他们由此巩固了取得的进步。

恩格斯：“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马克思对19C中叶法国的分析

《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
因为马克思的著作缺乏一种经济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机械论”观念，尽管他把英国作为《资本论》中经济理论模式，但却把法国看做进步的自由资产阶级政治的最纯粹典型。

英国政治建立在资产阶级与旧土地贵族参与之间的妥协之上，法国阶级冲突的性质更加清晰地显现。
法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欧洲的“政治家”，就像德国人是“哲学家”，英国人是“政治经济学家”一样。

阶级斗争明朗化

路易-菲利普统治的垮台，使先前极少进入政坛的大工业家控制政治权力，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随之明朗化。

但马克思不希望法兰西陷入一场内战，无产阶级以胜利者姿态出现；这种希望必须推迟到一个不确定的时期。

“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20Y后，危机发生了，但并没有像马克思期待的那样作为英国——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经济萧条的结果，而是作为1870年路易·拿破仑与德国之间那场灾难性战争的结果。

回到俾斯麦

俾斯麦的胜利带来的结果，构成了三位作者思想产生关联的决定性轴心。
德国军事上的胜利是推动俾斯麦实施以普鲁士统治德国计划的主要因素。对法国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造成政治上的混乱，广大民众也怀着持久的羞辱感。

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短暂的生命及其遭受的野蛮镇压带来的直接影响将扩大阶级仇恨，从而进一步加深法国国内矛盾。但巴黎公社并不像马克思希望的那样，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
相反，随之而来的是，法国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为恢复民族统一提供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国家也自甘落后了。外省很多方面自18C以来保持不变，教会、食利者、农民中的保守势力坚强有力。
虽然《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的描述比早期观点更为严肃，但作为对工业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取得的真正政治权力水平的评价，他的态度明显是乐观的。

第三共和国时期

法国在摆脱保守势力的持久控制方面取得了长久进步。德雷福斯事件中，共和主义与反动势力的冲突达到了最高潮，使各种行政功能从僧侣统治中分离出来：这里最重要的是教育世俗化的发展。

这大部分是激进党活动造成的。
==法国马克思主义在19C晚期的历史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世纪末强劲复苏的苍白影像==。
命运也同其一样，与本土社会主义传统混合，法国的这种联盟的结果不过是一种主义的演化。

涂尔干对马克思的评价

个人主义与社会统一体的协调

涂尔干没有兴趣主动参与政治活动，并且对“政治事务”的斗争和理论保持冷漠和超然态度。

对涂尔干来说，1870-1871年的灾难之后的国家重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对于强化道德的一般关注则明显影响了他的全部著作。

涂尔干始终关注的主题是：使世俗个人主义的成长与维持一个分化的社会统一体所要求的道德之间保持协调。

将人类行为简化为市场交易的功利主义已经过时了，新的个人主义伦理本身是一种道德现象，“人……被视为神圣的。”
因此，**主张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在集体道德的统一性上，同时必须最大限度体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其中并不矛盾。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不可能通过重新利用传统形式的权威来抑制个人主义而加以解决。相反，主要的问题是，==要扩大个人发展其潜能的具体机会，并与现代作为社会秩序建立基础的道德原则相统一==**。

职业团体

#职业团体
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建立，源于激进社会主义者的社会连带主义。

涂尔干并非基于与社会连带主义者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而提出这些思想。
社会连带主义者提出涉及失业、疾病和养老等方面的国家福利计划，涂尔干对此赞同，但坚称，这些不应该占据支配地位，而必须与工业组织中系统的道德准则相结合。

社会学与社会主义

三种思潮的本质

19C90y，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劳工运动各部门不断传播，马克思著作影响力增长。
世纪之交，恩格斯、考茨基、拉布里奥拉译著更加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思想。

涂尔干《社会主义》中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与社会学之间密切的历史关系。
步入19C之后的三组理念

• 把实证科学(社会学源于此)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社会学辅助)延伸到社会科学的理念
• 宗教复兴的理念
• 社会主义的理念
  19C末期就像1789后的几十年一样，是一个多事之秋，一个关键时期，三种思潮重又兴起并非偶然。
  三种思潮看似相互矛盾，实际上是因为各自仅表现了社会现实的一个方面。
  每一种思潮都表达了当社会变革剧烈地涤荡着人们已有的习惯时，他们感受到的某些需要，诸如“不稳固的集体组织不再以其本能的权威产生作用”。

变革促进社会再组织

对社会学的刺激来自对理解变革原因的需要，这些变革促成了对社会进行广泛再组织的态势。
科学活动如果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实用效果，就将毫无价值。然而，科学的本质是，其过程和目标要与立竿见影的实用要求相分离。
但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常常超出依靠科学能够构建起来的知识能够满足的程度：因此刺激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该学说为社会必要的再组织提供了总的纲领。

评价马克思

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该体系表现为一种科学地建立起来的命题体系。

但这一体系实际上以极其丰富、远远超出现阶段能用得上的庞大知识量为先决条件的。即使只对《资本论》中有限推论加以证明，也需要进行大量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服从于其自身的分析方法

赞同其中某些观点，他指出，不仅从个人意识的角度看待社会生活，而且还审视不以意志为转移并且有助于构成意识的因素的影响，是一种卓有见地的思想。这些因素必须到社会组织去寻找。
“为了对集体表现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它们的来源必须位于自身之外。”

但涂尔干反问道，这种基础如果不是由社会成员所交织而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构成，又能是什么呢？

==审视观念与“物质”本源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就是社会学方法的本质，也是科学研究社会的必要条件===。
就像韦伯强调的，社会主义信仰本身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者用于分析其他信仰形式的方法。社会主义本身必须同其他事实一样受到同等对待。社会主义根植于特定社会状态中，但不一定准确反映了促成它的社会条件。

观念的起源与经济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点在于二者的联系。这看起来“似乎与业已成立的事实相反”

涂尔干宣称，已经证明，宗教是所有较具特色的观念体系的发展本源。
最简单社会形态中，“经济因素是根本的，宗教因素是奢侈和隐蔽的”，这种情形下，经济受宗教实践和象征意义的影响比反过来大的多。
这不意味着随着有机团结的发展和宗教中无所不包的特性随后的衰退，经济关系的影响就能强有力地决定集体意识中占首要地位的信仰的本质。
简单结构原始社会中，所有观念都与单一的宗教表现系统有关，也因此在内容上与社会组织形式密切相关。随着社会分工差异进展，及批判理性的运用。产生了不用观念之间的冲突，信仰与其得以产生的本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

阶级重要性被降低到最低限度｜阶级冲突根源于另有出处的无序状态

涂尔干认为各种社会政治组织结构上相似，但其中存在巨大差异性。涂尔干拒不接受马克思关于经济关系——阶级结构——是社会中政治权力焦点的看法。

涂尔干强调历史上累计性变革而不是革命推动力的重要性。

频繁发生革命的社会并不显得最有变革能力，确实，情况相反，在这些社会中，基本的传统保持不变。(法国)
“表面上看，有一股源源不断的新事件潮流，但这种表面上的变革掩饰着最为单调的统一性。正是在最具革命性的民族中间，官僚式的例行公事往往是最强有力的。”

如果社会发展不能根据马克思赋予阶级冲突的首要性加以理解，那么目前的情形也还是如此。
现代世界阶级冲突盛行，==阶级冲突根源于另有出处的无序状态==。(失范！太精彩了老登)

重组社会

阶级划分消失｜遗产继承权的废止

涂尔干排除了在革命性变化基础上根本重组当代社会的可能性。
但他确实预见了阶级划分消失的必然趋势。

遗产继承权的保留是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持续发生阶级冲突的一大主要因素。
遗产继承是古老集体财产形式的遗迹。它终将被废止，就像身份和法律特权的继承转移已经被废止一样。

但这不意味着财产的集体化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中。当代社会的道德个人主义要求消除一切阻止缔结平等契约的障碍，而不是废除私有财产。

经济重组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危机的起因是道德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方面。
==取消“强制性”劳动分工本身无法消除“失范”的劳动分工==。这就是涂尔干有别于马克思的最重要意识的基础所在。

马克思为减轻资本主义异常状态而制定的纲领，建立在经济措施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资本不会消失，只是由社会而不是个人管理罢了。”
因此，对于作为社会明确特征的主要原则，马克思的著作是认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集中在国家身上。
但这本身无助于减轻由现代工业失范带来的道德空虚感，相反还会使问题加剧，因为社会将进一步被“经济”关系支配。
这种将国家与经济合二为一的情况，将会形成与圣西门的工业主义一样的后果。

对马克思来说，就像对圣西门一样，==“看起来，实现社会和平的途径一方面要释放受到抑制的经济欲望，另一方面通过实现它们来满足它们，但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

[[14.0宗教、意识形态与社会]]